现住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·库茨是二战中唯一既在美军又在苏军中当过兵的苏联人。他向俄罗斯《莫斯科共青团员报》谈他在二战中的传奇经历：

　　当德国劳工加入美军

　　1942年，我才14岁，在乌克兰波尔塔瓦被军警抓到德国当劳工。起先在车站卸货，活很重，完不成定额就扣口粮，身体弱的很快就进了焚尸炉。后来我被分配给一个德国农户干活，那家待我不错，活虽然重，但能吃饱。

　　当时战争接近尾声，美军已到附近。一天我跟德国主人从城里回乡时，看到德国兵往路旁的大炮上加伪装。美国兵已进村，我用德语、俄语和乌克兰语告诉他们，德国兵给美军设了圈套，他们谁都没听明白。这时有个懂德语的美国兵开了吉普过来，我跟一个波兰劳工一起总算把情况对他们说清楚了。

　　那个美国兵叫梅利，问我是否愿意当兵，说他车上的机枪手刚牺牲。我当然愿意。他给我领来全套军服，教我英语，还教我打枪。于是我就成了美国第四步兵师的一员。美国兵的头盔外层为钢，里层为模压纸板，我图轻便，只戴里层，被老兵大骂了一顿。

　　当时美军的官兵无太大区别，吃一样的饭。第一次领到口香糖时，我把它嚼了嚼，全咽下肚了，还奇怪美国糖怎么粘牙！

　　我们是师里的侦察兵，开着吉普在前头，后面跟着一辆装甲车。一次我们正要从大路拐上桥，看到有两个德国兵在前面摆弄一个盒子。梅利大叫：“开枪！”我一扣扳机，没动静，原来慌忙中忘了开保险，而后面的装甲车还没跟上！

　　这时德国兵已经跳上摩托车，我赶紧扣扳机，摩托车失控掉进了道沟。梅利在桥头停下车，用军靴跺灭了德国兵点燃的炸药导火索。一个德国兵还活着，我缴了他的枪，另一个被我的机枪扫断了胳膊，胸口开裂，露出的肺还在呼哧呼哧地喘……这是我打死的第一个德国鬼子。

　　我在战斗中犯过一个致命错误。那是1945年4月，我们奉命拦截一批想逃进山里的德国党卫军。突然，梅利发现前方有个车队，就对我说，等德国人到100米再开火。差不多100米了，我猛然开火，车队里发出一枚绿色火箭弹……梅利像疯了似的大喊：“别开枪！”晚了，已经有6名美国弟兄倒在我面前……但是，我没受到任何处分，梅利也安慰我：“战争嘛……”多年后我到美国会见老战友时还担心这6人的家属会找我算账。

　　返乡途中转入苏军

　　4月底，我得知第四师的仗已打完，就想回家找我娘了。弟兄们都劝我留下，我不肯。临走时他们在一张纸片上用铅笔留了住址和电话。梅利给了我他母亲的照片，背面写上了地址。

　　师里给了我一辆缴获的奔驰车，上面蒙了橘黄色的篷子———怕盟军空军以为这是德军的车。从反光镜里，我看到战友们跟着我的车跑了很长一段路……

　　我先到慕尼黑，后开往萨尔茨堡。突然我被一个大个子黑人警察拦住，我没明白他的话，想用德语跟他解释，他马上脸色发白，掏出手枪，把我带到长官那里。我掏出证件，说明了情况。中校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啊，俄国人！”这是巴顿将军的集团军。很快，苏军那边来了一位将军，也就是我未来的第五近卫空降兵师师长阿福宁。有个美国中尉把我拉到他跟前说：“这是你们的小伙子，跟我们一起打遍了德国！”美军端出了葡萄酒庆祝会师，也给了我一杯，我还说了句祝酒词。这样，我就算正式从美军转到了苏军。这个“仪式”也为我免除了后来的许多麻烦。负责接待我的是师反谍机关特派员什瓦廖夫大尉。他让我穿着美国军服，潜入美方完成侦察任务：这时苏联已经在考虑对付美国了……有一次，在见到阿福宁将军时，我请求他让我复员：“您看，我还不到18岁呀！”临走时，什瓦廖夫大尉悄悄地对我说：“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千万别说你在美军作过战。”我作为前德国劳工在罗马尼亚的雅西市经过甄别，回到了家乡。什瓦廖夫的忠告太重要了，后来比我“罪行”轻微得多的苏联人都丢了脑袋。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时代我才“坦白”，给克格勃写了信。

　　美军战友临别时用铅笔给我写的纸片我一直保存着。我担心字迹模糊，又用钢笔把字描了一遍。1989年，我终于到美国同老战友见了面。